陆泓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在现今的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143号坐落着原华洋防盲会旧址，华洋防盲会成立于1924年，由法国人卢梭望创办，作为天津最早的防盲治盲专科医疗机构，它曾对天津的卫生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帮助数十万人抵御眼疾的困扰。不仅如此，它还曾将其医疗网络拓展至全国，在内地建立了数百处防盲诊疗机构，极大地补充了当时中国卫生事业的不足。

建国后，华洋防盲会之名便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经过重新调整组合，其所属防盲医院改名成为天津市眼科医院，一直延续至今。而会中的骨干人物也成为新中国天津医学界眼科方面的泰斗，在天津医学史上烙下了自己的印记。

考察前人关于天津的著述，对于这样一个拥有丰富内容的慈善医疗机构，尚无人述及，本文拟就报刊史料为线索，对华洋防盲会的相关史实进行初步的勾勒，以求还原华洋防盲会的概貌，同时也希望通过对防盲会活动的考察，丰富对民国间天津租界社会和华洋关系的认识。

华洋防盲会的成立及组织概况

民国时期，由于公共卫生条件的欠缺、人们不良的卫生习惯（如公共场合中每以不洁手巾互相传拭）以及其他疾病（如天花、梅毒等）的连带影响，致使眼疾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疾病，而相当一部分患眼疾者由于医治不得法，成为盲人，终身受累。鉴于这种情形，出于“天之生人，同是圆胪方胫，彼眼目失明者，黑暗困苦，生趣毫无”的人道主义关怀，时为北洋海军医学校眼科教授的法国人卢梭望联络中外人士，在天津发起组织华洋防盲会，以预防和救济盲目之害为职志。

1924年10月11日，华洋防盲会于天津法租界北洋医学校内正式宣告成立，会址暂借医学校内，选举经子清（浙江人，时为北洋海军医学校校长）为会长并拟定会章六则。会章简明扼要地反映了华洋防盲会的组织概况，其详情如下：

第一条，定名：本会定名，为中国华洋防盲会。

第二条，宗旨：（一）研究华人所以致盲之由来。（二）审定相当办法，以备预防，并治疗之手续。

第三条，经费：本会经费，每年捐一次，定额如左，甲半元，乙一元，丙五元，丁十元。以上各捐均可随时停付。会员中能一次捐助五十元者，即名为永久会员。会员或机关名义，能一次捐助一百元者，名为维持会员。会员或机关名义，能一次捐助一千元者，名为赞助员。如捐款之数，足供开办施诊所，暨常年费用者，则以捐助人所欲之名名之。其他各种捐助，不论为金钱，为物质，本会均非常欢迎。

第四条，职员，本省军民长官，及各国领事，均得由本会推荐为董事，本会设一委员会，计二十三人。每年一月举行年会时，选举之委员人数，华洋各半。因本会医务性质，当以本地医界居半数。委员会中，在每年年会时，公举执行委员数人，正会长一员，副会长一员，干事二员，司计二员，额外一员。执行期限，至下次年会后为止。执行委员会，处理会中一切事宜，并有征求会员，执行辅助之权。

第五条，选举：执行委员之选举，当以在中国与本会类似之慈善机关方法而举行之。

第六条，修正：上列各条，得由会员在年会时，三分之二同意而修正之。但此种修正，必须于一月前，先时通告本埠之会员。

（《华洋防盲会组织内容》，《益世报》1924年12月19日）

须补充的是，防盲会的经费来源并不限于内部会员的捐赠，据时人报道，其经费得到法国领事馆和天主教堂的拨助，且防盲会自身也会举办各种筹款活动拓展经费。

图一 《防盲会第一次大会纪》，《大公报》1924年12月22日，第6版

华洋防盲会主要事业

华洋防盲会（以下简称防盲会）的成立从天津的现实出发，在当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防盲治盲工作，同时它也将其事业向中国内地的扩展视为“最重要之工作”，因而其事业从总体上可分为天津与内地两部分。

（一）天津

防盲会自成立后，便迅速投身于眼疾的防治工作中。除在总部施诊外，1924年年底，刚刚成立的防盲会便组织在英租界平安电影院放映盲人种种困苦影片，使观者明了眼病之危险与盲目之痛苦，从而得知眼睛之宝贵而注意保护眼睛，另一方面也借以激发观者对盲人和患眼病者的同情，鼓励更多人参与到防盲事业中。

同时，防盲会也通过宣传单、报纸等形式宣传眼疾之害与防盲之必要，希望借此引起广大民众的注意。卢梭望本人为普及眼科知识起见，于1925年编写了《眼病自疗法》一册，分发中西人士，并由田大文翻译成中文印发，以期使“普通人民，不用专门知识，能知病在眼之何处。书后列表，使病者按病状得其诊断与正当治疗”。而从1926年开始，防盲会便组织专科医生赴租界各工厂检查工人学徒中患眼病者，并代为治疗。但总的来说，初期由于经费紧张，防盲会的工作成绩十分有限，直到1927年与天津扶轮社（扶轮社是民国时期从美国传到中国的国际商业精英社团，其宗旨为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天津扶轮社于1922年10月成立。）展开合作成立联合防盲会，得到扶轮社大笔的经费支援后，防盲会的工作才真正开始有所起色，并形成规模。

图二 卢梭望编，田大文译《眼病自疗法》序言

图三 《眼病自疗法》

防盲会的工作除了有天津与内地之分外，其在天津市区的工作也不可一概而论，对于华界与租界，其工作重点有所不同。在华界地区，防盲会侧重创办眼科施诊所对广大贫民实施救治，而在租界地区，防盲会则侧重组织医生进入工厂实地调查眼病患者情形，实行就地治疗。1928年，“中国华洋防盲会以津埠人烟稠密，工厂林立，染患眼病无力治疗者，为数极众，特组织眼科施诊所两处，一在东门南福音堂南院内，一在特别二区牛家台救世军（救世军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教派，十九世纪下半叶创立于英国，脱胎于卫理公会。致力于透过各种社会服务和慈善事业传播福音。1916年正式在中国成立分部）内”，从此开始了防盲会在津市拓展眼科施诊所的历程。这两个施诊所施诊日期相互错开，每星期一三五六在东门南福音堂，每星期二四在牛家台救世军，时间均为上午九时至十一时，一切治疗都由眼科专门大夫田大文担任，医药等费，分文不取，从该年5月7起正式开诊。截止到该年10月26日，两处施诊所就已施诊3032次，人数达703名，完全治愈者344人，成效十分显著。至1929年，由于牛家台救世军一处施诊所成绩差强人意，防盲会便于是年2月14日重新在西门内福音堂组织诊所，将牛家台处停办。鉴于施诊所的成效极佳，防盲会又于1929年6月组织添设一处施诊所，聘请葡萄牙医生格司亚大夫担任治疗，地点在河东特别二区三马路13号，附设于平民诊疗所内，每星期一三五，由下午三点至五点施诊，定于7月1日开诊，同样实施免费治疗。至1931年，由于北洋海军医学校行将停办，防盲会乃改以法租界十四号路50号为会址，设立防盲施医局，于该年4月1日开始施诊，每日上午及星期日下午均可来此就诊，与前述施诊所稍许不同的是，总部诊所须收挂号金一角，但贫者仍免收，仅9天，赴该处就诊人数即达364人。同年，增设英租界施诊所。

至1933年，防盲会又发生一次重大变化，这一年防盲会“蒙中外慈善家赞助，购妥法租界三十二号路西头大楼一所（银行公会旧址），作为总会办公处”，同时得工部局特准附设立防盲医院，添设床位，增加器械，每日上午七点至十二点施诊（自1936年起，为便利学生与工作人员起见，下午两点至五点，照常施诊，只星期日仍限于上午）。与此同时，原有的5处施诊所也进行了调整，将其纳入防盲医院的体系，最终形成了一所防盲医院、两处分诊所（东马路、富辛庄）的格局。此后，分诊所继续增加，截止到1937年1月，防盲会共在天津市创办了防盲医院一处与分诊所五处，分别为东马路第一施诊所，富辛庄第二施诊所，天庆里第三施诊所，河东第四施诊所，咸水沽第五施诊所。这些机构当然不只是摆设，而是实实在在发挥了防盲治盲的效用，以1935至1936年度为例，比较各处成绩，“以东马路第一施诊所人数最多，二十四年度，新病人共三千三百三十二名，复诊两万零四百二十四次，平均每日新病人十名，旧病人五十名，防盲医院共诊新病人两千二百三十四名。全年各处新病人总计达七千七百三十名，比较民国二十三年五千七百零五名，约增加百分之三十五”。

图四 《防盲会施诊：希望各界捐款，昨日招待新闻界》，《大公报》1931年4月10日，第7版

施诊所的工作除了专治眼病外，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施种牛痘，这是由于天花症最易致盲的缘故。故从施诊所建立伊始，施诊眼病与施种牛痘两项工作便同时并举，成为施诊所的常规工作，在防盲会的通告中，也特别强调“小孩初生两月之后在春夏秋冬不拘何时应速种牛痘，以后每隔五年仍须种痘一次，庶可免除各种危险”。防盲会的这一工作也得到市政当局的认可，从1930年春开始，在市卫生局每年组织的春秋两季种痘中，防盲会受委托设立代种机关施种牛痘，最初为三处，即东马路福音堂、西门内福音堂及特二区牛家台救世军，至1933年改为两处，废止了特二区牛家台救世军的工作。除天花外，梅毒也是导致眼疾的重要原因，因而防盲会很早就注意到这一事项，并在开设的施诊所中注射梅毒药针。到1936年，考虑到患眼病的成年中国人，“一大半是因为有花柳病的缘故，要想根本防盲，就非先消除花柳不可”，防盲会遂于该年一月二十一日的年会上决议扩办花柳科，虽不是免费治疗，但价钱要比任何医院诊疗所低廉。

设立施诊所外，防盲会在天津对各工厂工人非常注意。如前所述，自1926年起，防盲会便组织专科医生对各租界工厂进行调查，逢有患病者，代为治疗，施诊给药，概不收费，而此后工作的进展使防盲会对工厂的调查遍及全市。根据1932年防盲会年会的报告，可一窥防盲会在调查工厂方面取得的成绩，“自1927年由从大夫检查工人共三万名，治疗者三千名，1928年宋大夫检查工厂六百九十七所，工人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三名，治疗者四千六百六十名，种痘者四千五百二十六名，1930年陈大夫检查工厂百八十八所，工人一万五千四百零四人，治疗者三千三百六十二人，眼睛干燥病者一百七十九名，1931年，王大夫检查工厂一百九十二所，工人八千四百八十八名，诊疗者二千五百五十八名”。

除了直接对患眼病者实施治疗或施种牛痘进行预防外，工厂调查的另一目的是要弄清致病原因，寻求方法降低工人患病率。如卢梭望认为，眼干症是除天花外致盲的最大原因，在天津每年有数百青年学徒工人兵士失业而回乡，皆因眼干症而失明。在卢梭望的指导下，王鹏万大夫通过对工厂工人学徒患病者的研究，发现眼干症似为一种流行症，其流行于冬季是由于冬季只能吃馒头稀饭咸菜等，待春天新鲜蔬菜上市后，眼干症立即减少，从而证明食物为本病的主要原因，若令病人食生鸡子（鸡蛋）三个，即能于短期间痊愈。因而防盲会时常忠告各工厂，令其更换工人之食品，注意简单饮食卫生，以保护工人学徒的眼睛。防盲会的检查不可能涉及每个工厂，但若有工厂自愿请求检查治疗，可直接通函防盲会总部知照。

（二）内地

除了造福于天津市民，防盲会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全中国内地设立施诊所和种痘所。防盲会自1927年起便开始与内地各国传教士展开联络，与他们合作成立诊疗机构，并由防盲会供给器械和药品。截止到1930年5月，这种医疗机构已分布于二十三省内，共有一百九十处眼科施诊所，二百十五处施种牛痘所。以1929至1930年度为例，防盲会供给内地的医药材料有：全份眼科药品器械箱一百二十七个，八万三千八百剂牛痘苗，补充全份眼药水药膏五十一盒，原装法国眼药膏四百十五筒，牛痘刀五百四十四把，中文眼科书二百三十七本，法文眼科书一百四十三本，英文眼科书三十二本。同时，鉴于各种眼药大多数皆为水剂，装箱与邮寄，诸多不便，药力保存也不长久，防盲会在第二十次董事会通过后，决议将赠送各地之眼药箱，加以改良。

1935至1936年度，防盲会由上海购置装眼药膏机器两架，将所有水制之眼药，改成药膏，分装铅筒内。改良后的每一只眼药箱，包括阿久罗膏十支，硫酸亚铅膏十支，硫酸铜膏十支，黄降汞膏十支，阿刀片膏两支，坡罗卡品膏两支，硝酸银药水一瓶。计该年度向内地供给新药箱207只，比前一年增加一倍以上。同时，为了供应多量药品起见，另造新药箱一种，将七种药品分装小铁罐内，专为供给病人众多之教会。由于资料限制，尚无法得知内地工作详情，但由上所述亦可见防盲会对内地工作的重视。

（三）其他

为了开展丰富的医疗工作，仅仅依靠会章规定的会员捐款来筹集经费显然是不够的，1927年防盲会与扶轮社的联合之举，正是为了解决经费的问题，一直延续到1932年，防盲会才与扶轮社脱离干系。因而，实际上防盲会是面向全社会筹集捐款，前面业已提及，防盲会还从法国领事馆和天主教堂等方面获得补助，此外，防盲会自己也曾组织过一些颇为引人注目的活动来筹集经费。防盲会经常举行的筹款活动是发行慈善奖券，类似今天的福利彩票，售券所得除一部分用于开奖外，其余充当经费。以1930年为例，该年是防盲会第三次发行慈善奖券，奖券额定五千张，全部售出，于1月26日下午3时借国民饭店大厅开奖，并有记者到场参观。“开奖办法计用摇奖机五架，均装木球，刻有数字。第一架摇出者为千数，因券数共五千张，故放入一、二、三、四、○五球，以次作为百十个数，最末一机，摇出者为第几奖，数由一至五各一，由六至十各二，因由一至五奖各一，由六至十奖各二故也，到场参观开奖者，共有百余人之多。卫生局长全绍清、田大文大夫、从鸿藻大夫等、亦均到场”。在由卫生局长全绍清略作演讲后，便让到场记者和来宾执行开奖，得奖取款处定在法租界东方汇理银行。

尽管防盲会发行奖券是为了慈善事业，但到了1935年，防盲会此举却遭到查禁。防盲会还曾举办过幸福夜歌舞大会，于1931年3月21日在法租界永安饭店举行，目的是吸引观众，筹集善款，到会约近千人。“除交际舞外，并备游艺多种，如国剧清唱、中国音乐、单人跳舞、双人化装歌舞、电光棍、钢琴独奏等，各项表演统由蜜斯们担任。此外尚有彩排、歌舞、昆曲、新奇杂耍、美术的中西名画展览、特别摇会、改良升官图、钓鱼池等节目”。以上种种筹措经费的努力也从侧面了反映了防盲会对防盲慈善事业的热诚。

图五 《教中新闻：中国防盲会举行年会》，《圣教杂志》1935年第24卷第3期，190页

结语

由于材料的限制，对于防盲会在抗战中的境况尚不能明其大概，但从战后的材料可以看到，防盲会的工作并没有因战事而中止，而是在曲折中继续发展。就天津市的工作而言，截止到1948年初，防盲会除设立防盲医院一处外，施诊所的数量已达十一处。这当然不是战后两三年迅速发展的结果，而应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相较于天津市的工作，可以设想的是防盲会在内地各处的工作势必受到战事更大的影响。到了战后，防盲会的工作继续积极进行，在1948年，考虑到“各处病人日渐增多，更以有工作之病人白日无暇就医，经理事会议决，先择定东马路防盲施诊所一处，试办夜诊。由三月十五日起始，每日夜间由七点至九点开诊”，反映了防盲会随需应变、灵活实际的行动策略。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环境的剧变使得防盲会也慢慢走向历史的尽头，1952年，防盲医院由卫生局接管，接着便更名为天津市立眼科医院，防盲会也从此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近代中国遭受外来侵略的历史过于沉重，而租界作为一个侵略符号往往在人们心中烙下了卑屈的心理印记。但历史在宏大叙事之外，还有无数的细节，对于租界的生活我们也不可一概而论，防盲会的例子就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华洋合作、群策群力共同关注弱势群体的和谐画面。无可否认，不论防盲会的宗旨如何美好，在面对天津乃至中国如此庞大的患病群体时，其所做的努力固然会帮助很多人，但其实际影响就显得十分有限，而且也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防盲会所反映的天津租界外侨与华人间以社团为媒介的群体互动，将有助于我们从多个面向思考近代在华外侨问题。而防盲会这一带有浓郁西方文化背景的团体所具有的公益性和慈善性，也向我们展示了近代外来侵略阴霾下历史较为温情的一面。

参考资料

1．《大公报》

2．《实用卫生杂志》

3．《卫生公报》

4．《天津市政府公报》

5．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市图书馆编：《天津资料点校汇编1》，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

6．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市图书馆编：《天津资料点校汇编2》，1999年

7．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市图书馆编：《天津资料点校汇编3》，2001年

8．卢梭望编，田大文译：《眼病自疗法》，中国华洋防盲会，1928年

责任编辑：钟源